房地产商的贪婪欲望，比今年以前，还是那样黑；地方政府与资本势力的合谋，没有证据证明比今年以前有了从良。若他们的确能全面操纵房地产市场，为何今年却全面溃败，乃至有些已经摇摇欲坍呢？购房者似乎没有变得更强大，也没见中央政府限价整治，即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去年有所强化，但远未到能有效供房的时候。但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样大面积地崩溃了，同期，股票市场也令人焦虑地萎于低迷。

去年年底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后，奥运之前，又召开了一次。这样的情形，以往从未有过。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点都涉及进出口、外汇存量和汇率。高昂上行的外汇储备，是国内通胀直接和重大原因之一，正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责难。刘煜辉这篇文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炮制的。这般狂呼狼来了，惊吓的是民众，当然更是决策者的眼球。

何去何从，萨卡什维利当然左右不了这个世界，而全在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咎由自取。即使不胆于吞并格鲁吉亚，以推翻或颠覆萨卡什维利民选政府，也不会为世界各国所认可。北约如此轰炸塞尔维亚，也不是以米洛舍维奇下台为条件，在还有那么多前苏联共和国的事实存在面前，此例不可开。所以，俄罗斯应当只能寄望格鲁吉亚民众厌恶萨卡什维利，并把他给选下台去，而这又要看普京与梅德维杰夫有否北约那样的感召魅力，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强大的善意和利益收买格鲁吉亚民众。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逻辑焦点不是社会福利，而是对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戾气。正是有别于那些对私有产权敬畏的幸福想像，剥夺私有资产并彻底剥夺产权权利，才使得恩格斯赞美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那些畏惧产权权利逃避暴力的想象称为“乌托邦”， 恰恰就是在对乌托邦持续不断的努力，民主社会主义才在欧洲发展起来，纵然长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唾蔑，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所构陷，乃至为夺权后的革命领袖们所追杀。

微软的风声，远比与会者提及的要鹤唳。以ARM同盟而论，全面进驻嵌入式系统，就与会的激昂者，掏出手机细查查，说不定就有俩仨屏幕里隐着Windows Mobile。而工控系统远比个人计算机更庞杂，数量也更庞大，稍许不小心，就碰进微软的据点，且每每一定都早由制造商向微软交足了银两。Windows XYZ一定会随着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器等等家电，拎紧发票进入众多的中国家庭的客厅，厨房和卧室等等。盖茨，之所以如似开个微软银行，的确还是微软很行。

Patrick Henry还说：“Perfect freedom is as necessary to the health and vigor of commerce as it is to the health and vigor of citizenship”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自由至臻，之于商业灵性所需，如其之于平民灵性所需。自主的产权和自由的交易权，孟连的胶农们，争取和捍卫的就是这个权利，付出的生命，纵然极为痛惜，但那正是生命尊严的见证。

既往的增长已经不可为继，即使被称作“奇迹”。这当然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经历严重困苦。但这个转变，毋庸置疑的是，其前提与结果都是政府权力的松弛，比如民间拥有更巨大的财富与资本，再比如，当外汇不为或不必为政府所控制，或者再比如，政府不得不更严重地面对社会就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安危时，又会有什么不期的到来呢！

尽管秦晖说得很是形象，但“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对农民人格是不成立的。左派说得最简单：土地就是农民的福利；当然右派也可以说的很简单：土地就是农民的自由。而在任何现代政治语义，或现代政治经济现实中，土地既不是中国农民的福利，也不是中国农民的自由。对基于土地的生息而言，至少在当下中国，等同于贫困，乃至绝对贫困。

前几天，也就是7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北京朝觐时聆谕：“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再查，《宪章》宗旨之“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且不仅“人权”，还要“全体人类之人权”。看官，都“全体人类”了，还不“普世”么？怎么也得摇华夏之舌力，方能赚万国之赞许吧。

谎言并不可怕，只要不以伤害他人权益为条件，谎言可以自卫，也可以利他。不伤害他人的谎言是人们的私权利，是拒绝他人窥视自己内心的屏障，并由此构筑一个人的人格尊严。谎言之所以致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恰恰是强迫别人讲真话，且只能讲真话。由此，灭失了人们的尊严，折叠掉人们的人格，践踏掉个人一切权利。

十多年前就声言走内需型发展模式，可十多年的过程是，外向型经济依旧强力引导中国经济。言不由衷是一个解说，搭便车地偷懒，可能是更明白的现象。将发展由投资引导转向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政府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决定了这个转变在可见的未来之不可能。简言之，正是伴随的政治剧痛使得这个决心难以下定，因为不释放出更充分的自由，根本无法聚成内需型的消费引导的经济形态。

，“抵制”这等事情，其实是非常农民式的小富心态，把自己想象在奸商的狞笑中愤慨，宁可戒除生活快活，也要把银两埋在地下，才能以为把奸商们急死。这般小富心态，永远不知道少一份见识就短一分智慧，短一份智慧，就会长一份愚昧；也永远不知道，智识这东西，是需要分享的。人类社会之所以日新月异，就在于分享了别人的创造，分享了别人的经验，也更分享了别人的聪颖。作为电影，说起来，内中的术语又有多少冠以中国人命名呢？很是因为政治批判根除了艺术批评。说起来，倘若真的在政治上很是愤怒斯皮尔，总要能艺术上跟人家去博格博格吧。

看起来，现在的情形是，商务部来得很得手，也狠得手。在道德声浪中，联合利华等企业要忙不迭地辩白洗脱自己，不要说人们不屑于关注些许企业的权利如何，连这些企业也不胆于声张自己还有权利不得公权力随意冒犯。外商企业的权利与本土自己企业的权利无关，这个道理推下来，他人的权利也与自己无关。于是，每每自己的权利为公权力随意践踏和摧残的时候，悲屈地呻吟别人为什么对公权力为什么如此阿谀，对自己的命运冷漠于无情之中

将自己的过错归于外人，是特色的传统。将国内经济某些症状归于“国际热钱”涌入造成，是一个时期以来的典型说词。在这些说法中，“国际热钱”有多少呢？，《中国金融报》新近的说法是有5,000多亿美元之巨。但这还是比较谦虚的算法，更有说法比这个数字多出若干千亿美元。即使以5,000亿美元计，折合人民币也将近在小或多40,000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个数字已经很惊人了，大约是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明账的总和，或者2007年明账的80%左右。

我从来不想对他人做什么道德勒索，包括对范美忠也是如此；同样，也坚决反对并鄙夷对别人做人格勒索，尤其是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做出普世性的指责与勒索。应当而且也一定会对范式的懦弱以宽容和理解，但他为自己的辩护和辩护的方法着实令我恶心，尤其是他用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理论的辩白。对范美忠的理解和宽容，发自人们的同情心，因为人们愿意以心比心，即使已经分明看出范美忠并不以心比心，更不能以命比命。

奴婢式的幸福，用现在最著名的咏叹来说，就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而这同义的翻译还可作“全世界都赞扬我们”。细听，这般无知之尤的音色，难道就没暗含着“普世价值”么？不过是把潦倒于自己蛮蒙之中的伪劣价值推想到全世界罢了，这和“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狠得有比。

莎朗 斯通当令得国人小吃一惊。若以中华文化为判断，无论藏传还是汉传佛教，莎朗 斯通不仅宣示自己对佛教的归依，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喜爱。现在的说法是，在西方世界中，佛教的笃信者有数千万之众，相信其中或有不少是从基督教转信过来的。如莎朗 斯通，与其说是“反华”绝不如说她是在“慕华”，不过有些来得小和尚般的粗疏，尤其是不该妄然向异教徒，或者清教徒，乃至不知根底的反教徒做示言。

若民主是一种政治文明，那么，自由一定就是经济文明。足够发达的经济仅仅是经济文明的必要条件，而足够自由的经济是经济文明的充分条件。当经济成熟到足够文明的时候，志愿者就是应然和应有的文明产物，并能成就作志愿事业的宏大势态。

教师，并不比别的什么职业来得更高尚，或者有着更多的荣誉，也不是比着别人有着更多的人格意味，如同其他所有职业一样，不过有着各自特定的职业要求。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签下了自己的承诺，也就要忠实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对自己的忠诚，也是对自己人格的忠诚，更是对自己尊严的忠诚。这个道理对军人也如是，并非是军人有着勇敢无畏的人格，而是从当兵那一天起，做出了自己的誓言，并为忠诚于自己的誓言而愿意付出生命。这个道理可以从特技演员职业得到见证，他们签下了契约，并可以为此将生命在所不惜。

授权与分权，无论认可还是拒绝，汶川地震一定将“紧急状态”的立法逼到日程上来。说起来，1997年在《宪法》开立该项条款，10多年及两届人大过去，竟然未得实现立法，着实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渎职，也是所有人大代表的罪错。唐山地震过去已经32年，改革开放也到了而立之年，今天的汶川地震依然还要靠着1976年的方式搭建“指挥部”的方式统领抗震救灾，既是法治的悲哀也是政治的笑话，更是文明的羞辱。当然知道，对立法的期待，也许还是一个奢望，实践已清楚告诉人们，但凡惩治型、管制型立法，都可成于须臾；但凡政治权力性和民事权利性立法，沉着而又缓慢，比如《民法》，至今还是“通则”，可“人民共和国”都几近60年了。

以王石，或者干脆以万科为例，证明的是人们的无能。因为人们自发的心愿，自觉或不自觉地，只能循规于“既定的组织”来表示，人们的善良，习惯地或强迫地，不被认作为天道正义的权利，被动由得权力者来“募集”；以释永信为例，证明的是人们的无知。不仅对宗教的无知，也对历史无知，不仅对现代人类文明的无知，也对民族的人文传统无知。无能而无为，是今天的悲哀；而无知而无畏，则是今天的蒙蛮，尤其是那些咄咄凶悍的语言，其实，不过阉了几张纸币，却比太监还能多呲出几齿狰狞。

汶川地震，以千万条生命为代价，给人们以更密切的观察和更深刻的领悟。道德关怀，中国和中国人从来不缺，因为道德本身就是恪守于人们内心的良知；真正缺失的是法律关怀，不仅仅是对法律的敬畏与恪守，也是法治的确立与实施。所有人性的，所有善良的，所有睿勇的，乃至所有高尚的，以汶川地震为证，都不足以拯救千万个罹难于灾变的性命。汶川，在那里，已经失去的太多，所以，要收获的绝不能那么地少。

1918年5月21日，北京若干高等学校两千余人堵在新华门前抗议示威，反对卖国协定，大总统冯国璋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这不可不谓理直气壮，不可不谓正义满腔，但终是动静不大，不仅不为后人所记忆，也不为时人所在意。所以，匡互生对5月4日做了这样的假设，非暴力会使得这个日子平庸无异。果真，火烧赵家楼，暴力令这个日子永驻青史。

主张或者寄望宗教情怀对个人情操以有效关怀，或者说，寄望道德来干预法律之外的人际关系，无疑是对权利社会的不信任，其实也是对人本原的天性和本能以不信任。而萧瀚乖谬的恰恰是，他所枚举的事例都非常可能发自个人天性和本能，与后天的精神驯养未必有关。

一些评论辩白道，别人的过错不是雇主们违法或邪恶的理由。这样的说词听起来没有问题，但经不起仔细思辨。作为公权力的政府，是不可以换位类比的，因为，政府或者公权力是唯一的，而“别人”不可能是唯一的。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两个公权力，所以是由政府担当全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这样，即使别人违法，但政府不得违法；即使别人邪恶，而政府不得邪恶。

就事实而言，古典意义上的，也就是为城市所排斥的贫民窟，缺乏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贫民窟是所有大城市不能抹去的必然现象。而就中国而言，之所以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是拒绝承认贫民窟的必然结果，从来不是维持并扶助社会贫民的安排与选择。在今天这个时代，尚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贫民窟的存在与发展就是正当的和自然的，承认，接纳并积极善化，不过是在事实面前求得是非，而不是在是非面前拒绝事实。世界各国的贫民窟的演变与现状告诉人们的，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是一个进程，从来不是经由概念推定的想当然。

若对从粮食安全引申出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判断，如果发生粮食禁运，那么更早就发生了一般贸易的禁运，包括向中国出口也包括从中国进口。以当今的贸易依存度判断，中国应当至少有1亿以上的劳动力失业，使得国家秩序处于动乱状态。这个意思是说，远在由粮食危机致成国家安全危机之前，国家已因失业危机导致整体的政治危机。如果不能真正处置这个政治危机，此后的势态也就走出了今天的想象力；而粮食安全语义下的国家安全，一定是在有效处置政治危机之后的安全议题。所以，粮食安全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伪命题，而真命题是，也仅仅是国家政治事态的有序。在这个话语下，首先是中国不能自绝于国际市场，也不能自堵国内市场。因为，市场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命题。

在“抵制家乐福与国人的爱国情感”讨论会上的发言国家是民族共同体还是权利共同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是民族的共同体，是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成立自己的国家。全世界所有民族都以自己国家为权利而争。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56个民族，现在首先要解决成为56个国家，然后咱们再实行。如果民族是个复数，是个若干的民族形成的共同体，那肯定不是一个民族一国体。这样[阅读全文]

于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年轻的人们，无需恐惧在学习班里，教室的讲台上，大会的高台上，审讯室里，枪口前，或者在高帽下，或者在污龊羞辱中，或者在武装带的暴打时，剖心地发誓自己的“爱”。

李大苗：家乐福是具体企业与政治无关 4月19日下午博客中国邀请专家学者在潮江春会馆召开“抵制家乐福与国人的爱国情感”研讨会，就近来因圣火被阻引发国内民众抵制家乐福等事件进行了学术性的探讨。以下为著名学者李大苗的发言摘要：     国家是民族共同体还是权利共同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是民族的共同体，是不是每一[阅读全文]